第一百二十四章 重归不易 (第1/2页)

    潘仕成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和交往，不仅经商盐务，而且承办军火生产、帮办洋务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，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中英交战元气大伤，日子并不好过，潘仕成却以承办海防和战船发了财。潘仕成承办军工海防时，自动捐资加制战船，一次就捐助抗英军饷8万两，被赞为“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”。邓廷桢在石门试炮，邀他前往观看。两广总督对修筑虎门海防工程犹豫不决，“恐花数万之资，委于无用之地”，后来求助于潘仕成献策资助，才得竣工，因此十分感佩潘仕成“急公之状”，致书要他“时以策我”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2月，英军攻破虎门，广州垂危，时已被革职的林则徐毅然决定出资自雇壮勇以应敌。在林则徐的感召和带动下，广州爱国士绅、商人纷纷捐资雇勇。潘仕成主动代付广益行雇募300名壮勇的雇资。为此，林则徐特致函于他，谓“阁下捐资保卫城垣，洵属义举”，“若广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处给资，于心不安，理亦不顺，且与别处转不一律，无以对人。兹特将广益退回原银送缴台府，祈为归款。盛意已所深感，幸勿谦让过情，曷胜感祷”云云。潘仕成认为“要制敌则必制其炮，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”，故不惜以每月5000两银子的高薪聘请外籍人士壬雷斯制水雷、造战船、铸火炮，花去6.5万两银子。所制水雷，成为当年攻船利器，还将20枚水雷、400斤火药运往天津大沽口要塞演习。他还编绘了《攻船水雷图说》上奏，得获传旨嘉奖。由于筹防筹饷，潘仕成受到粤地大吏的倚重，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。道光帝一再下谕嘉奖：“该道员潘仕成，业经迭次加恩赏戴花翎，并加按察使衔，应如何再加奖励之处，着两广总督酌核具奏，候朕施恩。”不久，据奏议赏加潘仕成布政使衔。清代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衔只能是三品职衔，布政使是从二品职衔，潘仕成因功得衔，地位十分显赫。

    朝廷对潘仕成赏赐有加，其后，又下令授以实职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，先后委以甘肃平庆泾道、广西桂平梧郁道之职，但潘仕成却不想到任，均通过粤督以“督办七省战船未竣”、“帮办洋务”为由奏留广东。翌年，道光帝特旨授潘仕成两广盐运使，他以本籍人为本省盐司“异数”、“非分”为由，固辞不就，改授浙江盐运使，又以“粤东夷务孔棘”为由奏留。除了因“非分”辞去两省盐运使之外，潘仕成还三次辞去委命，不离粤地。

    潘仕成在54岁时曾接受公命北上谈判。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规定开放广州、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，英商“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，均宜秉公议定则例”。次年，中英在虎门签订了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即《虎门条约》，并附《海关税则》，对出口货物分类定出税率。15年之后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咸丰八年1858年，清廷在直逼天津的英法联军炮舰威吓下，签订了中英、中法《天津条约》，后又在上海，与英、美、法等国分别签订了《通商章程善后条例》，修改税则，降低税率。潘仕成奉召谈判涉及广州通商之事，可见其作为商界人士在政界之地位。此后，他就“归而养疴里门”，再不复出了。

    潘仕成在地方被誉为“轻财好义，地方善举资助弗吝”。一是赈灾济贫。广东地区常有灾情，潘仕成不止一次捐资赈灾，还倡种牛痘，建议官府、亲友推广种牛痘，并为之代购进口种痘洋刀，输送洋痘种。各方人士和受患者均赞其“功德无量”。至于日常故交知己需扶贫济困，或婚丧嫁娶，或缺医少药者，他都乐意慷慨相助。

    和许多成功发家的中国商人一样，潘仕成随后大起园楼，修建了自己的奢华庄园海山仙馆。“自道光九年1829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止，前后延续三十七年。”这处园馆筑于广州西门外泮塘，原名荔香园，是为园中遍植荔枝树之故。园门悬匾额“海山仙馆”，并有一副名联“海上名山，仙人旧馆”。联、匾为两广总督耆英所书。故多称此园为“海山仙馆”。园内仿江南园林，建有眉轩、雪阁、小玲珑室、文海楼等，垣绕四周，有游廊曲榭，沿壁遍嵌石刻，皆晋唐以来名迹，当代名